伊迪斯一邊聽一邊記，霍頓女士完全是一位遊刃有餘的老將。
“霍頓女士，”她把筆放下，“您對政治遊說這件事，比我以為的熟悉得多。”
“從朗伯恩辭職之後，我花了大半時間在議會走廊裡等人——等議員們開完會，等他們有五分鐘時間聽我說一句話。起初他們連站都不願意站住。後來有了請願書，有了兩千個簽名，他們開始願意站住了。後來《泰晤士報》登了女性高等考試的及格率資料，他們開始願意坐下來。”
霍頓女士鏡片後面的目光既鋒利又疲憊，“你要明白，政治不是靠一封慷慨激昂的公開信就能改變的，靠的是每一次讓對手覺得拒絕比答應更麻煩的時刻。”
“這也算是我們這幾年積累的全部家當，”布朗女士說，“議員名單、貴族關係網、非國教教會的聯絡人、還有幾家願意報道女性教育的報紙編輯。”
“霍頓女士，布朗女士，說實話，在今天之前，我對這件事的想象還是太簡單了。”伊迪斯說。
“孩子，要知道你今年才十六歲，甚至還沒過十六歲的生日，你已經想得夠多了。”霍頓女士對伊迪斯溫和地說。
私下裡，霍頓女士和布朗女士時常提起伊迪斯這位學生。
她是一位天才，足以令所有教過她的老師時常感到驕傲和榮幸。
“我的想法帶著侷限性，也許在一些事情上我仍然無能為力。”伊迪斯有些不好意思地說。
霍頓女士沒有立刻接話，只是看了伊迪斯好一會兒，然後嘴角浮起一個帶著驕傲和感慨的笑意。
“‘兩個世紀以後’，”布朗女士忽然念出這個筆名，“你取這個名字的時候才十二歲。那時候我以為你只是隨便起的，為了好玩的。現在想想——你是在跟這個時代對話。告訴它，有些東西要等兩百年以後才能被理解。”
“伊迪斯，你知道嗎？你的小說在女性教育促進會內部被傳閱了好幾個來回，一直在被追捧。她們雖然不知道作者是誰，但是她們已經愛上了作者，說這位作者一定是一位必將成就大事的女性！正如她的筆名，她能讓人在兩個世紀以後依然記住她。”霍頓女士補充說。
面對兩位老師真心實意的讚美，伊迪斯低下頭，壓了壓嘴角。
她不是容易害羞的人，但此刻兩位老師輪番誇她，讓她有些坐不住。
有些場合她可以端著風度從容應對，但在兩位從她五歲起就看著她長大的老師面前，所有情緒都不必隱藏。
這場談話雖然並不是事情的結束，但是氛圍很是愉快。
等到霍頓女士和布朗女士離開的時候，聖詹姆斯廣場上已經亮起了煤氣路燈，班納特太太和姐妹們也回來了。
伊迪斯站在門廊下目送她們的馬車駛遠，然後回到客廳。
與老師們的談話讓她不得不重新計算這場博弈的成本和籌碼。
霍頓女士說的那些話讓她想起前世學過的一個概念：制度慣性。
一個制度一旦建立起來，它會自動產生一系列維護自身存續的機制——觀念、習俗、法律、利益集團。
你想改變它，不能只靠砸錢，還得靠人脈、靠輿論、靠時機、靠讓反對者覺得反對的成本比同意的成本更高。
前世的十六歲她在埋頭準備高考，這一世的十六歲她在想著怎麼讓大學對女性開放學位證書。
命運確實喜歡開玩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