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布里奇特站起來，把筆記本塞進書包裡，“走吧，下午還有法語。”
那天晚上，布里奇特躺在床上，聽著表姐和另一個舍友均勻的呼吸聲，腦子裡卻一直停不下來。
她想起以前在利物浦碼頭附近發生的事——一家酒館的窗戶被砸了，因為有人傳話說那裡是芬尼亞兄弟會成員聚會的地方。
她父親認識那家酒館的老闆，一個從科克郡來的老實人，在碼頭做了十幾年搬運工，攢錢開了那間小酒館。
那天晚上他不在店裡，但他的妻子和兩個女兒在樓上。
窗戶被砸碎的時候，玻璃渣濺了她們一身。
後來警察來了，問了幾句話就走了。
沒有人被抓。
酒館老闆第二天重新釘了木板，繼續做生意。
布里奇特記得父親那天晚上回家時臉色很難看。
他坐在廚房的椅子上，手裡捏著一杯涼茶，很久沒說話。
母親在旁邊做針線，也沒有開口。
最後父親說了一句話：“不管你是不是芬尼亞，只要你是愛爾蘭人，在人家眼裡就是。”
這句話布里奇特一直記著。
所以她後來每次在報紙上看到芬尼亞兄弟會又在哪裡搞了爆炸、又炸傷了什麼人，她心裡都會翻湧起一種說不清的感覺。
在利物浦的碼頭區，人們對芬尼亞兄弟會的看法從來就不統一。
有些人，尤其是那些從美國回來的、見過世面的年輕人，會偷偷傳閱從紐約寄來的報紙，說“美國人支援我們，我們遲早會贏”。
他們管芬尼亞兄弟會的人叫“勇士”，說那些人是在為愛爾蘭的自由而戰。
但更多人，尤其是那些有家有口、在碼頭上幹了一輩子活的老工人，對芬尼亞兄弟會唯恐避之不及。
不是因為他們不恨英國人，也不是因為他們不想回到愛爾蘭。
是因為他們知道，每一次芬尼亞在英格蘭搞爆炸、搞暗殺，報紙就會鋪天蓋地地罵“愛爾蘭人都是暴徒”，警察就會盯著利物浦、曼徹斯特、格拉斯哥的愛爾蘭社群不放，工頭就會更有理由不給愛爾蘭人安排好的班次，房東就會更有理由把愛爾蘭租客趕出去。
布里奇特見過一次芬尼亞兄弟會的招募集會。
那是去年秋天，一個從美國回來的年輕人在碼頭附近的倉庫裡租了一間屋子，掛了一塊黑板，上面寫著“自由屬於愛爾蘭”。
他說話很有感染力，說“英國人的法律不會保護我們，英國人的議會不會代表我們，我們只有靠自己的拳頭”。
有幾個碼頭工人聽了之後熱血沸騰，當場就簽了名。
但布里奇特的父親沒有籤。
他聽了一會兒，然後轉身走了。
回家路上他跟布里奇特說：“那個人在紐約有房子有工作，等事情鬧大了，他拍拍屁股回美國，留在這裡捱打的是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