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渡當時只是笑了笑，舉杯應和。可回到家裡，他對著浴室鏡子裡的自己，看了很久。鏡子裡那張臉，眉骨高聳，鼻樑挺直，皮膚白皙，穿著剪裁得體的西裝，打著精緻的領結，渾身上下沒有一絲一毫“唐人街”的味道。
他看起來確實不像“別的中國人”。可那又怎麼樣呢？在那個法官眼裡，他再“不一樣”，也終究不過是“例外”罷了。而“例外”之所以是“例外”，恰恰因為它證明了“通例”的存在——“通例”就是中國人是劣等的、骯髒的、不值一提的，而他秦渡不過是那條規則上一個微不足道的、隨時可以抹去的註腳。
車子駛過市場街，拐入一條稍窄的街道。路邊有一塊巨大的廣告牌，上面印著加州橙子的彩色圖畫，一個金髮的白人女孩抱著一筐橙子，笑得露出兩排整齊的牙齒。
廣告牌下面，站著一個華人老婦，穿著一件灰撲撲的棉襖，佝僂著背，手裡提著一隻布袋子，正在路邊等什麼人。她的臉被歲月和風霜刻滿了溝壑，像一張揉皺了的牛皮紙。她的頭髮花白稀疏，在腦後挽了一個小小的髻，用一根黑色的簪子彆著。她就那麼站在那裡，像一棵被大風吹彎了的老樹，沒有人多看她一眼。
秦渡的目光在她身上停留了一瞬，然後移開了。
他忽然想到一個數字。一個他曾經在檔案裡讀到過、當時只覺得是冰冷資料的數字——根據加州法律，所有年滿十八歲的華人，必須每年繳納一筆“警察稅”，否則便無法在這片土地上合法居住和從業。
這筆稅的數額不大，可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侮辱：它意味著華人的存在，是被“特許”的，是隨時可以被收回的。意味著每一個站在這裡的中國人，都在用口袋裡白花花的銀元，為自己買一個暫居的資格，像買一張隨時可能過期的船票。
而這還只是冰山一角。“唐人街特別行動組”的存在，更是將這種制度性的歧視推到了極致。那不是一個普通的警隊分支，而是一臺專門為打壓華人而設的、精密運轉的機器。
他們不需要證據，不需要合理懷疑，只需要一張黃色的面孔、一個華人的姓氏，就可以隨意盤查、搜查、逮捕。有罪推定的邏輯像一條毒蛇，悄無聲息地纏繞在每一箇中國人的脖頸上——你得自證清白，而在你自證清白之前，你就是有罪的。
“第三級刑訊”，這個聽起來像某個學術分類的名詞，翻譯成大白話，就是“把人往死裡打”。在那個年代的美國警察系統裡，對嫌疑人進行長時間的、高壓的審訊以獲取口供，是家常便飯。剝奪睡眠，剝奪食物，打罵，恐嚇，用溼毛巾堵住口鼻模擬溺水，這些都是常規操作。
有時候，他們會把嫌疑人帶到一間沒有窗戶的房間裡，一連審上幾十個小時，不讓你閉眼，不讓你喝水，不讓你上廁所，反覆地、車輪戰似地問同一組問題，直到你精神崩潰、意識模糊，連自己說了什麼都記不清了。
而這一切，是合法的。
梁家駿的口供，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得到的。一個被打得遍體鱗傷的年輕人，被連續審訊了幾十個小時，被按進冰水裡嗆了不知道多少回，最後在一張不知寫了什麼的紙上按下了手印。那張紙現在就在奧布萊恩巡官的卷宗裡，上面赫然寫著梁家駿“承認”自己“蓄意謀殺”白人麥克·多諾萬。
秦渡掐滅了菸頭，將菸蒂摁進車裡的菸灰缸，發出輕微的“嗤”的一聲。他閉上眼睛，靠在後座上，腦子裡像有一盤棋在飛速地運轉。
這不是打不打得贏的問題。一個黃色的皮膚、一箇中國的姓氏、一口還帶著口音的英語，在這個國家面前，本身就是原罪。你無法在一個已經給你定了罪的法庭上證明自己的清白，因為那法庭上的法官、陪審團、檢察官，他們從一開始就不認為你是一個和他們平等的人。
所以，放棄無罪辯護。
這個念頭在秦渡的腦子裡甫一成形，就像一顆釘子一樣釘了進去，再也拔不出來。目標不是證明梁家駿無罪，在那個年代，在那個法庭上，一個華人的“無罪”是一個過於昂貴的奢侈品，昂貴到傾家蕩產也買不起。
目標只有一個，阻止當局因不公程式而輕易定罪。把水攪渾，把戰線拉長，把每一次庭審都變成一場對警方取證程式的拷問，讓檢察官每一次出示證據都要先證明自己沒有違法，這本身就是一種勝利。
而這一切的核心，只有一件事，刑訊逼供。
如果能證明梁家駿的口供是在“第三級刑訊”下取得的，如果能找到醫生證明他身上的傷痕與警方所說的“合法審訊”不符，如果能爭取到法官對警方取證程式的合法性產生哪怕一絲一毫的懷疑，那麼，這份口供的可信度就會被擊穿。
而一旦口供站不住腳，整個公訴的基礎就會動搖。即便無法完全排除口供，這一攻防過程也會在法律上纏鬥數月甚至數年。在這期間，他的律師可以一次又一次地提出動議、申請聽證、要求排除非法證據，把案子拖成一場漫長的拉鋸戰。
而在這場拉鋸戰的間隙裡，他們可以為梁家駿申請保釋。
保釋。這才是當下的目標。把人弄出來。只要人出來了，不在那間地下室裡被按進冰水桶裡，不在那間沒有窗戶的房間裡被剝奪睡眠幾十個小時，那就什麼都好辦。保釋金可以湊，可以借，可以砸鍋賣鐵，唐人街別的不多，互相拉扯著過日子的義氣，還是有的。
但這一切，需要一個律師。一個白人律師。一個在法庭上站得住、說得響、讓法官和陪審團不得不聽的白人律師。在這個國家，白人的話是話，黃皮膚的話是辯解。這不是道理的較量，是身份的較量。秦渡比誰都清楚這一點。
所以他想到了詹姆斯·鄧肯。
車子在普雷西迪奧高地的宅子門前停下的時候，霧已經散了。
月亮從雲層後面露出來，清冷的光灑在山崗上，將整座宅子照得像一幅銀灰色的版畫。
秦渡下了車，站在門口，望著遠處海灣上星星點點的漁火，忽然覺得有些疲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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