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晚上七點半,戰場轉移至距離白宮只有一個街區華盛頓威拉德洲際酒店。
作為歷任美國總統和外國政要下榻的首選之地,這座百年曆史的奢華飯店,今晚被嚴格劃分為數個不同安保級別的區域。
IIF(國際金融協會)的閉門招待晚宴正在二樓的水晶宴會廳舉行,而一樓的數個私密沙龍和套房,則被改造成了各國財長與金融巨頭進行非正式雙邊會談的密室。
空氣中瀰漫著昂貴的古龍水、雪茄煙草與高檔紅酒的氣味,但底色依然是掩飾不住的焦慮。
服務生端著銀質托盤穿梭其間,托盤上的香檳杯常常被那些心不在焉的銀行家們拿起來,握在手裡直到氣泡散盡,也沒有喝上一口。
保爾森只在宴會廳露了十分鐘的面,就不得不躲進了一間被特勤局嚴密監控的小型會客室裡。
沒多久,財政部副部長羅伯特·金米特推門走進來,壓低聲音:““部長先生,新加坡代表團到了。他們希望和你聊幾分鐘。”
保爾森揉了揉發脹的眼眶:“讓他們進來吧。”
新加坡這邊來的是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與淡馬錫的高階投資委員會主管。
與歐洲人那種帶著政治審判色彩的試探截然不同,亞洲主權資本的代表臉上,全是一種被華爾街深度套牢後的恐慌與警惕。
在過去的十個月裡,中東和亞洲的主權財富基金可以說是整場危機裡流血最多、也最冤枉的買單者。
2007年底到2008年初,這幫掌管著國家儲備的掌門人們聽信了華爾街投行CEO們的鬼話,以為迎來了“百年一遇的抄底良機”——淡馬錫砸了幾十億美元給美林,GIC向瑞銀和花旗注資超過一百億美元。
結果不到一年,這些資產全部被腰斬再腰斬,浮虧高達數十億美元,國內議會的質詢幾乎要掀翻他們的管理層。
坐在保爾森對面的新加坡首席代表,神情嚴肅到了極點。
“漢克,我們開門見山。”
對方沒有寒暄,直接用英語說道:“淡馬錫和GIC在美林、瑞銀和花旗上的賬面損失,已經到了臨界點。我們必須知道底在哪裡。
如果美國政府接下來不出面重組銀行的核心資本,如果雷曼式的違約繼續發生,我們不排除在流動性進一步枯竭前,開始對我們持有的美國資產組合進行止損。”
保爾森深吸了一口氣,耐心地重複著白天對G7的那套說辭,強調美國的長期經濟韌性,強調美聯儲正在準備的流動性底線。
但對方顯然不買賬。他們聽夠了財政部長的宏觀大餅。
會談進行了二十分鐘,在準備起身握手的最後幾秒,那位原本一直板著臉的新加坡高階主管,忽然收斂了公事公辦的語氣,身子微微前傾。
“漢克,還有一件事。”
他的聲音壓得極低,甚至帶上了一絲私人間的求助意味:“我們聽說,摩根士丹利最近正在推進與遠日點資本的資產管理合作?包括卡達人也給了那家新平臺幾億美元的支票?”
保爾森眼神微凝,沒有說話。
“我們內部的風險管理團隊,對Lance Walker在過去大半年的交易記錄做了一整套反向推演模型。”
新加坡人看著保爾森,眼神里透著一種純粹的執念。
“在目前這個市場上,他是極其罕見的、甚至稱得上唯一一個從頭到尾算清了系統清算路徑的人。我們想見他。我們需要聽聽他現在對資產價格見底時間的判斷,哪怕只有十五分鐘。”
他頓了頓,丟擲了那個比歐洲人更直率的問題:
“IIF這次的酒會,他真的不來嗎?保爾森先生,如果您能透過某種非官方的私人渠道,幫我們遞一句話,或者建議他來一趟華盛頓……GIC願意在接下來的國債拍賣中,保持最大限度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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