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登陸之後，岸上的人看到的第一面旗，是什麼顏色的？”
隆美爾沉默了片刻，然後他明白了政委在問什麼。
他轉過身，走到倉庫角落一隻敞開的木箱前面，彎腰從裡面拿出一面疊得整整齊齊的旗幟。
他展開那面旗的時候，布料在燈光裡發出沙沙的聲音——白底，正中繡著一顆紅星，下方是兩束交叉的麥穗。
那是國際縱隊的旗幟，在過去的幾個月裡被縫製了上千面，由不同國家的女工同志在不同的車間裡一針一線地完成的。
隆美爾把它展平，然後把它掛在了海圖上方的釘子上。
旗幟垂下來的時候剛好覆蓋了紐芬蘭南岸那條海岸線的位置，紅星的尖端指著聖約翰斯港的方向。
“這個顏色的。”
隆美爾說。
本德爾看著那面旗，點了一下頭。
“夠了。剩下的我來管。”
他拍了拍隆美爾的肩膀，
“你去忙你的。”
隆美爾轉身走向門口，走出倉庫之前他回頭看了一眼那張被紅藍鉛筆填滿的海圖和懸在上方的白色紅星旗幟。
海風從門縫裡灌進來，旗布的邊緣微微拂動，在燈光裡投下一小片晃動的影子。
他收回目光，推開門走進了凌晨的暗色裡。
碼頭上的準備工作已經進入了最後的階段。
登陸艇的引擎正在做最後的預熱，低沉的轟鳴聲從各個方向合攏成一片持續的嗡嗡聲。水兵們在登船跳板前來回跑動著搬運最後的幾箱彈藥和急救包，昏暗的遮光燈下可以看到鋼盔的弧面在移動時反射出的細微光亮。
隆美爾走過二號泊位的時候，他看到了一排正在登船計程車兵。他們來自不同的國家——德國、法國、義大利、西班牙、波蘭——穿著統一樣式的深灰色作戰服，肩膀上搭著捲起的防水布揹包，步槍橫挎在胸前。
他們在登船通道上排成一列縱隊，沒有人說話。
有人從口袋裡掏出一小塊巧克力掰了一半遞給旁邊的人；有人在低頭調整綁腿的鬆緊；有人抬頭看了一眼海面的方向，臉被海風吹得繃緊了皮膚，但眼睛裡沒有恐懼也沒有興奮，更像是那種已經把一切可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正在等待那個註定要來的時刻的沉默。
在這些士兵中間，有一個年輕人的面孔在遮光燈的弱光裡一閃而過。
他看起來不到二十五歲，個子中等，肩膀寬厚。
他走在隊伍中間，步伐跟前後的人保持著嚴格的間距，但他的目光一直在打量周圍的一切——那些正在裝貨的吊車、那些艙門敞開的登陸艇、那些系在纜樁上的粗麻繩和正在被解開的繩結。
那個年輕人叫漢斯·邁爾，來自德國巴伐利亞，一九三五年在柏林參軍。
漢斯沒有看到隆美爾從旁邊經過，因為他的目光被海面上那片越來越近的灰色船影吸引住了。
那些船影正在碼頭的出海口方向集結，從近到遠排列成層次分明的行列，最遠處的那些已經小到幾乎消失在夜色裡，只有桅杆頂端的訊號燈在明滅地閃爍。
登船通道在三點四十分停止。最後一批士兵跨過跳板登上登陸艇，跳板被收起的金屬碰撞聲在海風中清脆短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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