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月30日，德國柏林。
文章刊出的當天清晨，《柏林日報》的印刷機在飛速運轉。
第一遍印了二十萬份，七點出報，八點不到全城報攤的存貨已經見了底。
印刷廠工長打電話到編輯部問要不要加印，編輯部的值班主編看了眼門外排隊的人群——那支隊伍從報社大門一路蜿蜒到弗雷德里希大街拐角，裹著圍巾和棉帽的人們在零下五度的風裡跺著腳，手裡攥著硬幣——說了聲“加”。
第二遍印了十五萬份，午前售罄。第三遍印了十萬份，加急送往外埠。
第四遍印了八萬份，用專列發往德累斯頓、萊比錫和慕尼黑。
但反響不止在德國。
漢堡港的碼頭上，一艘開往哥本哈根的客輪載著當天的柏林日報。
船還沒駛出易北河口，船艙裡的乘客已經把報紙傳了半個甲板。
哥本哈根當天下午轉印了文章的丹麥語版，標題改成了“從黑船到黑街”，副標題保留了德文原版的完整措辭。
市中心的工會大樓裡，一群裝卸工人圍在長桌前聽著文章的詳細內容。
唸到日本兵在美國街頭被黑幫騙了錢那段，人群中有人拍著桌子笑出了聲。
巴黎比哥本哈根晚一天收到德文原版。
法共中央連夜組織人手翻譯，第二天一早以《人道報》號外形式發出。
翻譯者在文章末尾加了一小段編者按：
“韋格納同志的文章不僅分析了日本，也為我們每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敲了警鐘。
舊路的盡頭是什麼樣子，我們看清楚了。”
號外發出去六個小時，塞納河左岸的幾個印刷廠自費加印了民間版，沿街散發，沒多久拉丁區的咖啡館裡便到處都是攤開的報紙，有人讀到一半抬起頭來跟鄰桌的人討論。
義大利的熱那亞港，剛從柏林開來的貨輪卸下了成捆的報紙和印刷版。
碼頭上的裝卸工扛著箱子走過跳板的時候，箱面上用粉筆寫著“柏林日報·德文原版·附義大利文譯稿”。港口工會的人把箱子搬進倉庫當場開封，用剪刀裁開譯稿的捆繩，直接就在貨箱上攤開讀了起來。
一個留著兩撇小鬍子的中年人讀完後把譯稿遞給旁邊十七八歲的學徒，拍了拍他的肩膀說：
“你好好看看這個，比老師傅嘴上說一萬遍都管用。”
維也納的工人區，有軌電車上的售票員在到站的間隙把報紙從包裡掏出來看。
車到終點站他還沒看完，下一班司機催他交班，他把報紙折起來揣進懷裡，衝司機說了句“你等等，我再看一段”。
司機湊過去瞅了兩眼標題，然後自己也從工裝口袋裡摸出一份皺巴巴的《柏林日報》維也納印本，兩個人就站在空蕩蕩的電車車廂裡你一句我一句地交換著看完了。
布達佩斯、布拉格、華沙、斯德哥爾摩、奧斯陸——德文原版或者當地語言的譯本在這幾天裡出現在不同的城市裡。
人們讀同一篇文章，在讀到同一句話時發出不同口音的“嗯”或者“嘖”，然後抬起頭來跟身邊的人交換一個心知肚明的眼神。
三天之後，柏林腓特烈斯海因區的街角出現了一條新的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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