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於，沈墨深深地、艱難地吸了一口氣，彷彿要將滿室的壓力與胸腔的滯澀一同吸入，再緩緩吐出。
他抬起頭，臉色依舊蒼白，但眼神中卻強行凝聚起一絲屬於讀書人的、近乎執拗的認真。
他先是對御座方向，也是對吳承安，微微躬身。
“鎮北侯此問，確實觸及禮學精微之處，亦關涉邦交實務，發人深省。”
他的聲音有些乾澀，卻努力維持著平穩：“《禮記》時為大之論，乃聖賢垂訓，千古不移。”
“然，時之一字，包羅永珍，確如侯爺所言，可有不同層面的解讀。”
他開始了自己的論述，語速緩慢，字斟句酌：“所謂天時，乃天地執行之常道，四時節序之規律。”
“古禮定朝聘會同之時，多依天時，以示順應天地，莊重有序，此乃禮之常經，不可輕廢。”
他先肯定了天時的基礎地位，這是立足經學的根本，不能動搖。
“然，”
他話鋒一轉，語氣變得沉重：“聖人制禮，亦重變通。”
“《易》雲：‘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禮之‘時為大’，其深意恐怕不止於狹義之‘天時’，更應包含‘時勢’——即天下大勢、國家運勢、周邊情勢之變遷。”
“若固守某時某節之天時古制，而全然無視滄海桑田、國力消長、安危易位之時勢。”
“致使邦交失宜，乃至兵連禍結，則恐非制禮之本意，反是拘泥害義了。”
他小心翼翼地嘗試將“時勢”納入“時”的範疇，並賦予其重要性。
甚至暗示在特定情況下，“時勢”可能比具體的“天時”古制更值得優先考慮。
這是他為解釋現實行為尋找的理論出口。
接著，便是最危險、也最無法迴避的部分——“以貴國為例”。
沈墨的喉結滾動了一下，聲音變得更低，但更加清晰：
“至於我大坤此番遣使，其禮儀規程，自是遵循兩國交往之成例古制，以示對貴國及此番和議之鄭重。”
他先套上一個安全但空洞的帽子：“然，”
他艱難地補充，每一個字都彷彿重若千鈞：“使團之行止，具體交涉之進退。”
“亦必充分考慮當前兩國之實際情勢，北疆之現狀，以及……以及共謀邊境長久安寧之共同願景。”
“此中分寸拿捏，便是試圖在遵行‘禮’之常經與順應‘時’之變通之間，尋一平衡之道，若強要區分孰先孰後……”
他停頓了足足三息，彷彿耗盡了全身力氣，才緩緩吐出一句看似圓滑、實則透露出深深無奈與窘迫的結論：
“竊以為，當以‘不失禮之大體’為根基，在此根基之上，審時度勢，務求‘禮’之行也，能達‘和寧’之實效。”
“若‘天時’之細節與‘時勢’之要求略有扞格，則或可於細節權宜變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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