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之後，李春在被送入釜山監獄開始漫長的服刑生涯。外界幾乎沒有人會把這名因殺害妻妹而入獄的男人，和攪動八十年代華城鄉野的連環惡魔聯絡在一起。
監獄高牆之內，他再次熟練地復刻起自己維持多年的生存策略：收斂戾氣，順從規則，儘量不引起旁人的注意。
他嚴格遵守監所各項紀律，極少出現違規違紀記錄，還在獄內學習陶藝，燒製的作品甚至登上過監獄舉辦的藝術展覽。
獄警與同監舍的犯人對他評價大多不錯，他一度被視作 “模範囚犯”，理論上還擁有申請假釋出獄的資格。
那些發生在華城稻田、水溝、松林之間的一樁樁血案，被他死死封閉在自己的心底。平日裡，他很少談及過往。偶爾，電視新聞、獄內報刊出現華城連環殺人案的相關報道，他只是安靜地看完，臉上不露絲毫波瀾，從不向任何人吐露半個字的秘密。
而在監獄之外，屬於華城案的故事還在繼續。
當年的華城專案組早已解散，辦案人員各奔東西。厚厚的卷宗靜靜躺進京畿道警局檔案室的鐵皮櫃。
一部分親歷案件的老刑警，即便退休，心裡依舊放不下這樁懸案。幾十年時光裡，他們依舊會私下蒐集碎片化線索，惦記著那些沒能等到真相的受害者家屬。
對於被害人家屬而言，歲月是一場漫長的煎熬。親人驟然離世，兇手杳無蹤跡，傷痛年復一年反覆折磨著他們。
有的人在日復一日的等待之中漸漸老去，黑髮變成白髮，有的人帶著沒有真相的遺憾抱憾離世。一年又一年，他們一次次期盼，又一次次迎來失望。
二〇〇三年，電影《殺人回憶》正式公映。影片以華城連環殺人案為原型，結尾那個望向鏡頭的開放式凝視，把懸案的無力、迷茫與沉重，傳遞給了整個韓國，乃至東亞無數觀眾。
一部電影，讓塵封在檔案室裡的舊案，徹底走進大眾視野。很多出生於九十年代之後的年輕人，正是透過這部作品才知曉八十年代華城鄉野發生過的連環噩夢。
一時間，民間掀起尋找真兇的熱潮，網路之上無數愛好者梳理線索，推演嫌疑人，流傳出各式各樣的猜想。可所有這些，全部只是沒有實證支撐的猜測。
極具諷刺的現實擺在所有人面前：銀幕內外無數人苦苦追尋那個消失在黑夜裡的兇手，而真正的李春在，正安穩地關押在釜山監獄，隔著高牆，旁觀著外界這場聲勢浩大的猜謎遊戲。
電影帶來巨大的輿論熱度，卻並沒有立刻換來遲到的真相。喧囂退去之後，留給受害者家屬的，依舊是揮之不去的喪親之痛。
時間走到二〇〇六年四月二日，一個令整個韓國社會為之震動的節點到來 —— 華城連環殺人案最後一起案件的刑事追訴時效正式到期。
按照當時韓國的刑法規則，殺人案件擁有十五年追訴時效。一旦時效屆滿，即便日後找到真兇，針對這一系列華城舊罪，檢察機關也無法再提起公訴。也就是說，法律層面已經失去了對兇手舊罪追責的可能。
訊息傳出，輿論譁然。受害者家屬悲憤交加，公開表達自己的絕望。
數十年苦苦等候，最後等來的卻是法律關上懲罰的大門。韓國全社會就此展開激烈的公共辯論，無數民眾呼籲應當徹底廢除重大惡性暴力犯罪的追訴時效。
萬幸的是，當年從案發現場提取的毛髮、生物物證，司法機關並沒有選擇銷燬。這些珍貴的樣本被低溫妥善封存保管起來。在那個 ABO 血型檢測屢屢製造誤判的年代留下的證物，成為未來揭開真相唯一微弱的火種。
時效到期之後，絕大多數普通人已經預設，華城連環殺人案將會成為一樁永遠無解的世紀懸案。
二〇〇六年到二〇一九年，又一段十三年的時光緩緩流淌。
當年經歷過八十年代兇案的親歷者不斷老去，部分老刑警已經離世。韓國社會也在輿論的推動之下，逐步推進法律條文的修訂，開始重新審視重罪追訴時效制度的漏洞。
與此同時，DNA 鑑定技術飛速發展，在韓國刑偵領域大規模普及。從前無法解析的老舊物證，伴隨技術迭代，擁有了重新檢驗的可能性。過去被汙染、被侷限於簡單血型檢測的陳年樣本，終於迎來了被重新解讀的機會。
二〇一九年夏天，韓國警方正式啟動陳年冷案的大規模 DNA 複核計劃。塵封三十餘年的華城連環殺人案物證，被從檔案室的冷藏櫃中取出，送往韓國國立科學調查研究院重新進行 DNA 檢驗比對。
跨越三十三年的命運齒輪，終於開始轉動。
那個被無數人尋找、卻又近在咫尺的真相，即將破土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