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國誠的家庭，是那個年代常見的那種看似“沒問題”，實則問題重重的家庭。
父親段松青是岳陽新城實業公司的職工，在鄰居和同事眼裡是個老實人，不抽菸不喝酒不應酬，工作認真，為人正派。母親是家庭婦女，不善言辭，存在感極低。一家三口住在岳陽樓區一片老居民樓裡，日子看起來和周圍千百個家庭沒什麼兩樣。
但門關起來之後卻是另一回事——父母長期不和，吵架是家常便飯。
段松青脾氣暴躁，這一點在後來的調查中被反覆提及。鄰居說的“老實人”和卷宗裡寫的“動輒對母親拳腳相加”，並不矛盾。那個年代有太多這樣的父親：在外面講規矩，在家裡發脾氣；對外人是好人，對家人是暴君。
段國誠從四五歲起就習慣了在爭吵聲中入睡，習慣了母親被打後壓低的哭聲，習慣了第二天早上父親像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出門上班。
沒有人向他解釋過發生了什麼，沒有人問過他怕不怕。他學會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不看，不聽，不在乎，直至麻木。
一家人多年不在一張桌上吃飯。母親把菜夾到自己碗裡，說“你們先吃”，轉身進了廚房。父親喝酒喝到一半，把碗一推，起身去了隔壁屋。
最後桌上只剩段國誠一個人，對著那盞昏黃的燈泡，夾著已經涼透的青菜。
他在中間坐著，左邊是廚房裡母親洗碗的水聲，右邊是隔壁屋裡父親摔門的悶響。他學會了安靜地吃飯。不剩飯，不發出聲音，不等任何人。
這種環境對一個孩子的影響，在後來的審訊和調查中被反覆分析。父母的不和、家庭暴力的日常化、情感回應的徹底缺失，共同構成了一塊劣質的土壤。
段國誠的童年沒有提供任何關於“正常人際關係”的模板：他沒有見過夫妻之間如何好好說話，沒有體驗過被父母認真傾聽是什麼感覺，沒有學過在害怕的時候可以找誰。他學到的是，恐懼是要忍住的，眼淚是沒用的，求助是沒有人會回應的。
小學期間，段國誠在老師眼中的形象是“內向，不合群，不惹事”。他不打架，不鬧課堂，成績中下。老師叫他回答問題，他站起來低著頭不說話，老師等幾秒讓他坐下。
他後來跟審訊他的警察說，他從小就覺得，自己和別人不一樣。同學會說“我爸帶我去公園了”、“我媽給我買了新衣服”，他說不出來。他能說的只有“嗯”和“不知道”。時間一長，同學們也不再問他了。
一個孩子的社交能力是在家庭裡練出來的。飯桌上學會輪流說話，吵架後學會道歉，被欺負了學會求助。段國誠沒有這些。他家的飯桌是沉默的，吵架是沒有結果的，求助是沒有人會回應的。
他從來沒有在任何人那裡得到過“你可以依靠我”的訊號，於是乾脆放棄了依靠這件事本身。
他需要一個出口。或者說，他需要一種方式，讓自己在這個什麼都沒有的家裡，感覺到自己還活著。
沒有人告訴他什麼是對的，也沒有人告訴他什麼是錯的。他只知道，做一件事如果能讓人注意到他，那這件事就值得做。哪怕那個注意的目光裡只有憤怒，也比什麼都沒有好。
七歲那年，他第一次偷東西被發現。他後來在審訊中說，那次偷的是家裡的錢，拿去買吃的。他說他並不害怕，反而覺得有些刺激。
父親沒有罵他，而是轉身去工具間拿了一把老虎鉗出來。
藍色的塑膠手柄，鐵的齒口，開合時發出生澀的金屬摩擦聲。父親把他的手按在桌上，鉗口夾住了他左手中指的中段，然後開始擰。
段國誠後來對警方回憶這件事時，沒有用“疼”這個字。他說的是“響”。骨頭被鉗子夾住慢慢收攏時發出的那種悶響，像踩碎一片幹樹葉。手指的皮肉在鉗齒下面發白、發紫。父親一邊擰一邊說話，大意是“還敢不敢偷了”、“再偷就把你手廢了”。那天晚上他沒有哭。母親在廚房裡洗碗，竟然也沒有出來阻止。
那根手指後來落下了終身殘疾，彎曲受限，使不上力。它成了段國誠身上唯一一件父親留給他的東西，一個不會消失的提醒。
父親用老虎鉗管教兒子，本意是讓兒子“改掉惡習”。但他實際教會兒子的東西完全相反：暴力可以解決任何問題。你犯了錯，就用鉗子。你惹了麻煩，就用鉗子。鉗子夾下去，問題就沒了。至於什麼是錯、為什麼是錯，沒有人告訴他。
諷刺的是，被鉗子夾過之後，段國誠並沒有停止偷竊。他從這件事裡學到的不是“偷東西是錯的”，而是“被抓住才會被夾”。
此後他不再在家裡偷，開始在外面偷。他的目光對準了同學的書包、學校門口的小賣部、菜市場的錢盒。他明白了一件事：最壞的結果他已經經歷過了，捱打這件事一旦被突破一次，後面的每一次都只是重複。
父母對段國誠的教育方式，可以用兩個詞概括：母親是不管，父親是暴力。母親長期忍受家暴，早已沒有力氣做母親該做的事，她的沉默被七歲的段國誠認為是對他的拋棄。
段國誠後來對所有女性的態度，根子埋在這裡。審訊中他對襲擊物件的殘忍，被警方分析為“仇視異性”。但仇視不是天生的，它起源於他母親在他遭受父親暴力懲罰時候的沉默。
1985年，段國誠十三歲。他和幾個同學撬開了學校附近一間雜貨鋪的後窗。第二天，店主發現後窗被撬，丟了東西，報了警。派出所的民警來查了一圈，很快從其中一個同學嘴裡問出了全部經過。幾個孩子被帶到了派出所，段國誠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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