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工廠消失之後，段國誠在岳陽的街頭遊蕩了一段時間。
他在岳陽樓區一帶租了一間便宜的房子，具體位置後來連他自己都記不清了。那是一間不足十平米的房間，一張床，一張桌子，一個電爐子。那房子窗戶朝北，常年不見陽光。
他白天睡覺，傍晚出門，深夜回來。
這段時間的段國誠，在警方的調查報告中只有一句話：1998年開始在湖南嶽陽搶劫作案，但剛開始他只是搶錢，並沒有瘋狂殘害女性。
所以，他最初作案的動機是經濟性的，和後來那些“專挑紅衣女性”的傳言毫無關係。
他在深夜的街巷裡遊蕩，尋找落單的目標，搶走錢包和首飾，然後迅速離開。
這個時期他作案的物件不全是女性，也有男性，有老人，有深夜下班的人。但女性受害者居多，因為女性更容易被控制，更不容易反抗。
他搶到的錢也不多，通常是幾十塊，一兩百塊，畢竟那個時候的人錢並不多，但這夠段國誠維持一種最低限度的生存了。
但搶錢的過程並不總是順利的。段國誠也遇到過反抗，遇到過尖叫，遇到過有人從巷子裡跑出來追他。
每一次遇到反抗，他都要用暴力來制服對方。他用拳頭，用腳，用隨手撿到的棍子。他發現自己並不害怕打人，打人這件事，他從七歲起就學會了。
但有一個東西他害怕——尖叫。
段國誠後來在審訊中交代了那個改變一切的夜晚。時間他已經記不清了，只記得大概是1998年秋天，地點在岳陽樓區一條他常去的巷子裡。
當時他尾隨了一個女人。那個女人大概三十歲左右，獨自行走，手裡拎著一個包。他跟上她，在一條沒有路燈的巷子裡截住了她。他亮出了刀，讓她把包交出來。
這時她尖叫了！
段國誠自己描述當時的反應是“極度恐懼”。這種恐懼不是對警察的恐懼，不是對被抓的恐懼，而是一種更原始的、從身體深處湧上來的東西。
為了阻止那個尖叫繼續，段國誠拿手裡的刀捅向了那個女子，接連捅了很多下。
據段國誠後來交代：殺人之後，他看著地上的屍體，覺得尖叫聲停了，這世界就安靜了，他那種從身體深處湧上來的恐懼，也隨之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他從來沒有體驗過的東西——平靜。
然後他拿走了她的包，不慌不忙地離開了現場，回到了自己那間不足十平米的房間。
第一次殺人之後，段國誠的行為模式變了，他開始有意識地選擇目標，他的目標就是上一次殺死的那樣的單身女子，這說明他從上一次的殺人中獲得了一種獨特的滿足，說明他的變態心理開始形成。
這種心理機制在警方後來的分析中被描述為“仇視女性”。但更準確的說法是：他無法忍受一個女人的聲音在拒絕他。
那種尖叫，讓他想起了在他七歲那年，當他父親用老虎鉗夾住他手指的時候，他母親在廚房裡洗碗，用沉默告訴他“不”。
也讓他想起了在新城實業公司，他向那個心儀的女孩求愛的時候，那個女孩用眼神告訴他“不”。
現在，每一個在他面前尖叫的女人，都在用聲音告訴他“不”。
他現在不想聽到這樣的“不”了，所以他就要阻止這樣的聲音，只要殺了她們，這樣的“不”就不會有了。
照理說，段國誠你不去拿刀對著這樣的單身女子，你就不會聽到尖叫，不會有被拒絕的感覺了，你為什麼還要去招惹她們呢？
這就是一種複雜的，矛盾的，變態的心理在作祟，他享受這種尖叫，享受消滅這種尖叫的快感。
就這樣，從1999年到2001年初，段國誠在岳陽作案40多起，其中能查實有9名女子被他殺害。他在岳陽的江湖裡有了一個稱號：段爺。
這個稱號意味著什麼？一個在岳陽樓區背街小巷裡晝伏夜出的男人，一個在深夜的黑暗中持刀行走的男人，一個在作案後不慌不忙離開現場、回到住處洗掉血跡睡覺的男人——他在自己的世界裡，成了一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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