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害者的尖叫會讓他同時感受到恐懼與亢奮，還會滋生出莫名的怒火，只要對方的叫聲沒有停止，手中的刀便不會停下。
整場審訊，段國誠情緒始終沒有大的起伏，他背靠審訊椅，偶爾低頭看向自己的左手，那根幼年遭受老虎鉗夾傷而變形的中指，安靜擱在膝蓋之上，和其餘四指對比，彎曲形態與長短都有著明顯的畸變。
確認身份與初步口供之後，武漢警方第一時間通報岳陽公安。岳陽辦案民警連夜趕赴武漢，兩地辦案人員在派出所完成案情對接。
經過交叉核實，兩地警方正式確認，岳陽系列命案與武漢 “5?7” 系列案件，均為段國誠一人所為。作案模式高度統一：深夜潛伏街巷，尾隨單身女性，持刀施暴，搶劫財物之後傷人或者殺人。
專案組組長夏建中，後來在內部工作會議上講過一句清醒的論斷：“他不是什麼紅衣殺手，他專門襲擊的是落單的單身女性，紅衣的說法，是民間恐慌催生出來的傳言。”
即便真相已經查清，“紅衣殺手” 這個名號依舊在民間流傳。
恐慌催生的都市傳說，已經脫離案件事實，變成大眾口口相傳的符號。
可卷宗材料寫得清清楚楚，段國誠從未刻意挑選身穿紅衣的目標。遇害者之中，有人身著牛仔服，有人穿著白衣、藍衣。
他篩選目標的唯一標準，只是深夜孤身出行的女性。
審訊全程，段國誠本人也從未提及過紅色衣物。屬於他的世界，是黑夜、窄巷與冰冷刀刃，紅色，只是外界附加給他的標籤。
二〇〇一年八月十三日，段國誠徹底卸下 “段爺”、“胡成”、“紅衣殺手” 這些被賦予的代號，迴歸他本來的身份：一九七三年生於湖南嶽陽，十三歲進入少管所，十八歲再因搶劫入獄，身負十三條人命的連環兇犯。
他被押解回岳陽，並被送入看守所羈押，接受漫長的起訴、審判流程，最後面臨的是死刑。
隨著兇犯落網，籠罩武漢武昌的恐慌快速消散。街頭的年輕女子重新穿上鮮豔的紅裙子，理髮店中，姑娘們不再為避險剪去長髮，中學門口，夜夜守候接孩子的家長，也不必再準時聚集在校門口。
恐慌如同潮水褪去，城市恢復往日的煙火。
民主路的中學生小琴，那條吊牌都未曾拆除的大紅裙子，依舊安靜疊放在衣櫃的最底層，她的母親終究沒有將它丟棄。
2003年1月16日，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段國誠案。
公訴人以故意殺人罪及搶劫罪起訴段國誠。因取證原因，最後起訴的殺人案共11起，而非他供述的全部。庭審沒有公開審理，因為涉及受害者隱私。
段國誠坐在被告席上。他穿著一件普通的深色外套，頭髮剪短了，看起來比落網時瘦了一些。他的表情平靜，沒有東張西望，沒有低頭哭泣，也沒有任何戲劇性的表現。
庭審持續了一天。檢察官宣讀起訴書，列舉每一起案件的細節：時間、地點、受害者的名字、身上的刀傷數量。段國誠聽著，偶爾看一眼法官，偶爾看一眼自己的手。那根變形的手指擱在桌面上，和另一隻手相比，明顯短了一截。
當被問及是否有悔意時，他說了一句後來被媒體反覆引用的話：“那些女人活該，誰讓她們穿得那麼招搖。”
這句話的真實性其實存疑。它太符合媒體對“變態殺手”的期待了，太像一個“惡魔”應該說的話。
但不管他說沒說過，它在公眾傳播中的功能是確定的：它把所有的責任推給了受害者。穿紅衣就是“招搖”，招搖就是“活該”。
而實際上，他的受害者裡穿牛仔服的、穿白衣服的、剛剪了短髮的都有。“招搖”是他和輿論共同編織的一個藉口，用來解釋一件本質上無法被解釋的事。
2003年1月29日，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搶劫罪、故意殺人罪判處段國誠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從判決到執行，中間隔了將近三個月。
這三個月裡，段國誠被關押在武漢市看守所。他沒有上訴。他的態度和被捕時一樣——配合，沉默，不掙扎。
2003年4月24日，段國誠被執行槍決。
段國誠死了之後，武漢的媒體發了一條簡短的訊息。他的死算不上是一個全國性的事件，因為他的犯罪半徑從來沒有超出岳陽和武漢的背街小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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