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歲，他得以入史館兼修國史，前後近三十年，參與修撰了高宗、武后、中宗、睿宗四朝實錄等，貢獻極大。
但這卻無法讓劉知己滿意，因為在史館中，他深感監修貴臣掣肘、同僚嫉恨，無法踐行自己的史學理念，於是憤而私撰《史通》，以明其志。
《史通》不是單純的史書，而是討論史學的，它系統總結了上古至唐初的史學發展，對大量史籍的優劣良莠加以評定，指出《尚書》有十條可疑，《春秋》有十二條未諭（不可理解）和五條虛美（不應讚美之處）。
不僅如此，在書中，劉知己還結合自身經歷，揭露了官方修史的五大弊端。
第一，史館取士太多，人浮於事，人人自視甚高，每記一事、載一言，都要擱筆相視，等人頭髮白了，史書也修不完。
第二，史料採集困難，史官只能靠自己詢問採集，起居注、百官行狀也不送交史館，檔案也難查，這能寫出啥？
第三，史館深居禁中，本意是隔絕請託，但這反而導致修史內容無法保密剛寫完一句話就朝野具知了，史官因此畏懼權貴，不敢秉筆直書。
第四，監修太多，且各有主張，標準不一，一會兒說要直言，一會兒說要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史官無所適從。
第五，監修與修者互相推諉，監修者不肯切實指授，修撰者又不遵奉，導致修史工作長期停滯，徒然虛耗光陰。
作為一個憤中，劉知己在他的《史通》中除了批判唐朝史館的種種問題，在書中也引用了大量《竹書紀年》中的內容以批駁傳統觀點。
所以之前無論天幕講商周人祭還是說烽火戲諸侯是假的，劉知己都沒覺得世界觀崩塌，反而覺得天幕說得他心裡舒服死了。
他是真希望天幕再講點驚世駭俗的事情。
……
南宋，紹興年間。
“此書所載都是些詭誕不經之事，怎可盲目採信。”
朱熹皺起眉頭。
他對《竹書紀年》向來是不喜歡的，畢竟此書推翻了儒家傳統的禪讓敘事。
當然，討厭歸討厭，朱熹歷史考訂時經常借閱《竹書紀年》，許多事件他也承認竹書紀年的記載更為準確，尤其是年代方面。
用歸用，罵歸罵，反正朱熹用完也絕不會認可書中思想。
……
明朝，崇禎年間。
“此書倒是不錯。”顧炎武對於《竹書紀年》的史料價值還是很認可的，“只是現存似非汲冢原書。”
……
清朝，乾隆年間。
弘曆搖頭：“《竹書紀年》之中多有詭誕不經處，多為明人偽造，後世之人若是對此都全部採信，那之前天幕所言之事恐怕都無幾分真實。”
《竹書紀年》存在今本和古本。
當年汲郡戰國魏墓挖出的《竹書紀年》十三篇原簡毀於永嘉之亂，整理本也在宋代徹底失傳。
在明代出現了一種全新二卷本刻本的《竹書紀年》，一般稱為今本，今本《竹書紀年》從明至清一直有人懷疑其是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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