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就在這些瑣碎裡一點點向前。
林予棠完成了延遲多年的本科學業，之後又繼續攻讀公共管理碩士。畢業論文研究的是重病青年重返教育體系時需要的支援，答辯那天，她穿了一件剪裁簡潔的淺色襯衫，長髮挽起，獨自操控輪椅進入答辯教室。
傅聿川坐在最後一排。
他沒有因為身份得到特殊的位置，只與其他學生家屬坐在一起。林予棠回答專業問題時從容清晰，幾次被追問資料來源，也沒有翻看手邊的資料。
直到導師合上論文，笑著問她最想感謝誰，她才停頓了很久。
陽光從窗外落進來，照在她左手的婚戒上。
“我想感謝一個教會我求助的人。”她說，“他讓我知道，承認自己需要幫助，並不意味著軟弱。”
她沒有點名。
教室裡的人卻不約而同回頭，看向坐在最後一排的傅聿川。
他仍保持著一貫沉靜的神情，只在林予棠看過來時，對她輕輕點了一下頭。若不是耳根浮起一層極淡的紅，大概沒人看得出他的情緒。
畢業後，林予棠正式接手血液病救助基金。
她沒有做只在活動上露面的名譽負責人。每一筆救助款的去向、患者返校計劃的執行情況，以及藥物援助的稽核標準，她都親自參與。
她對材料要求嚴格，有人私下覺得她不近人情，她卻很清楚，沒有規則約束的善意很容易變成另一種權力。她曾經依賴過別人的憐憫，也曾利用過這種憐憫，因此比任何人都知道，真正可靠的幫助不該建立在某個人一時的心軟上。
骨髓捐獻的匿名期結束後，她與供者見了一面。
對方叫許清，是個笑起來有兩個淺酒窩的年輕女人。見面的地點選在醫院附近一家安靜的咖啡館，林予棠提前到了二十分鐘，真正見到人時，卻忽然不知道第一句話該說什麼。
反倒是許清先笑了：“原來你就是信裡那個‘棠’。”
林予棠握著咖啡杯，輕輕點頭：“一直想當面謝謝你。”
“你寄來的信，我每一封都收到了。再謝下去，我都不知道該怎麼回。”
“那就不用回。”林予棠也笑了，“以後你想喝咖啡，隨時找我。”
許清的目光落到她的輪椅上，沒有刻意避開，也沒有流露出小心翼翼的憐憫，只自然地問，她的腿是否與移植有關。
“不是。”林予棠回答，“移植救了我，輪椅是別的原因。”
許清鬆了一口氣：“那就好。至少我送給你的東西沒有打折。”
一句話將兩人之間殘餘的生疏都沖淡了。
後來她們保持著並不頻繁、卻足夠真誠的聯絡。許清結婚時，林予棠送去一份厚禮；許清生下女兒後，又笑著告訴她，孩子的小名叫“小棠果”。
傅聿川得知這件事後，沉默了許久。
林予棠一眼便看出他介意，故意問：“你是不是覺得這個名字不好聽？”
“不是不好聽。”
“那為什麼從剛才開始就不說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