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寄信給孟德爾不久之後，伊迪斯又收到了一封信。
伊迪斯從信箱裡取出那封信的時候，以為是喬治·達爾文寄來的後續學術討論，除了喬治在數學上的學識值得請教以外，他本人在其他方面涉獵也很廣泛，由於他主業是研究地月潮汐演化的，所以去了很多地方蒐集了天文、地理觀測素材。
不過伊迪斯想錯了，因為署名處寫著：查爾斯·達爾文。
於是伊迪斯再次端杯熱茶，壓下來再起波瀾的心情，莊重嚴肅地把信從頭到尾默讀了一遍。
達爾文在信裡說，自從《物種起源》釋出以來，他和他的家人遭受了很多攻擊。
比如今年七月以來，一家匿名評論刊物開始對他的兒子喬治的潮汐研究發起攻擊。
起初只是學術層面的質疑，但很快風向就變了——評論者開始暗示喬治的研究不僅學術上有缺陷，還繼承了其父理論的道德敗壞傾向。
緊接著，這場攻擊從喬治的潮汐研究蔓延到了達爾文字人，矛頭直指他在《人類的由來》中提出的性選擇理論。
評論者宣稱，如果按照達爾文的邏輯，雌性動物在選擇配偶時主動偏好某些雄性特徵，那麼這種“主動選擇性”的假說就是在暗示所有動物——包括人類——都具有一種原始的、不受道德約束的慾望驅動力。
而這種理論一旦被公眾接受，將必然導致社會道德秩序的崩塌，會鼓勵放縱、破壞婚姻、顛覆維多利亞社會賴以生存的一切倫理基礎。
達爾文寫道，雖然他早已習慣學術批評，但這封信的攻擊角度讓他十分焦慮。
在那個時代的英國上流社會，道德名聲從來不是私人事務——它等同於學術公信力和社會地位的根基。
一旦被貼上“敗壞道德”的標籤，無論你的實驗資料多紮實、邏輯多嚴密，都會被排斥在體面圈子之外。
他擔心這場抹黑會連累喬治的學術前途，更擔心那些等待時機反撲進化論的人會借這個機會把他耗費數十年心血建立起來的理論一鍋端掉。
讓他痛苦的是，這種指控無關科學，純粹是道德攻擊，而在道德攻擊面前，科學資料幾乎毫無還手之力。
然後他筆鋒一轉，說他最近情緒好轉了很多。
原因並不是攻擊消退了，而是喬治從劍橋回來之後，跟他詳細講述了那次研討會上發生的事。
喬治把孟德爾論文的英文譯本給他看了。
他說他讀完所有這些材料，在家裡沉默了好一會兒，忽然覺得困擾了他大半輩子的難題——進化論缺少的那部分終於有了解決的希望。
接下來是一段伊迪斯反覆看了好幾遍的話。
達爾文寫道：“我這一生做過許多決定，有些是對的，有些是錯誤的。但有一個決定，我從來不覺得錯，那就是寫下《物種起源》。”
信的末尾，他寫道：“我今年已經六十五歲了，身體不如從前，但今天早晨我在溫室裡看到新種的豌豆已經發了芽，忽然覺得心情很好。心悸的毛病最近沒有再犯，也許是豌豆的功勞。感謝您讓我在晚年看到了這個，感謝您對我兒子喬治的啟發。
他總是說您是一個極其出色的應用數學家——請允許我在這一點上完全贊同他的判斷。
這是一封我思考很久後寫下來的信，等到聖誕節假期，我想邀請您到達溫宅做客，看看我的溫室和那些還在生長的實驗材料。”
這居然是一封邀請伊迪斯去達爾文家做客的信。
這讓伊迪斯在繼孟德爾來信後再次感到一種奇妙的共鳴和震撼。
伊迪斯的心情很難用語言形容。
它不只是驚喜或榮幸，更像是一種觸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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