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了一件淺藍色的外套，像是家裡舊衣裳改的，邊角磨得有些發白。
頭髮編成一條辮子垂在胸前，辮梢用一根素色的頭繩扎著，乾乾淨淨的。
她坐得很直，脊背貼著椅背，脖頸微微揚著，像一棵在風裡也不彎的小白楊。
那張臉很白，是那種常年不見日頭、養在深閨裡的瓷白，下巴尖尖的，嘴唇薄薄的，不施粉黛，唇色自帶一點淡紅。鼻樑挺秀，眼睛不大不小，眼角微微往上挑著，帶著一種天生的嬌俏。
她沒有像別人一樣四處張望，也沒有低頭搓手緊張不安，只是安安靜靜地坐在那裡，偶爾偏過頭看一眼窗外的梧桐樹。
一個二十出頭的姑娘，獨自扛著一個“資本家小姐”的名頭，在一屋子灰撲撲的、死氣沉沉的人群裡，她像一塊掉進煤堆裡的玉。
宋部長看著她，手裡的材料停在半空，翻頁的動作也頓住了。
他後來跟許女士說起過這件事，說那天看見她坐在角落裡，陽光落在她身上，他腦子裡嗡地一下，空了。
什麼政策、什麼成分、什麼影響，那一瞬間全沒了。
就剩下一個念頭——這個人，我要認識。
他的目光落在她身上，好一會兒沒有移開。
她似乎感覺到了有人在看，微微側過頭來，目光在屋子裡轉了一圈，最後落在他臉上。
她沒有躲，也沒有笑，只是看了他一眼，然後低下頭去，手指在膝蓋上輕輕理了理衣服的下襬。
那一眼很短，短到旁人根本不會注意到。
但宋部長記住了。
後來他託人打聽，才知道她叫許雅芝，許家的獨女。
許家是紡織業的，公私合營的時候，大部分產業都交了公，她父母在五十年代初就去了香港，她不願意去，就留下她一個人在內地處理剩下的家業。
那個年代，“資本家”三個字壓在頭上，跟資本家的小姐談物件，組織上要談話，同事要劃清界限，入黨提幹想都不要想；
嚴重的，連工作都可能保不住，家裡人也要跟著受牽連。
誰沾上這三個字，誰就得跟著背一輩子。
可他沒有猶豫。
第二天，他就託人遞了話，約她出來喝茶。
她來了，坐在他對面，端著茶杯，不緊不慢地問他：“你一個幹部子弟，找我一個資本家的女兒，不怕影響前途？”
他說：“我約的是你這個人，跟你家是什麼成分沒關係。”
她看著他，輕聲笑了一下。
眼神里帶著一點探詢，一點好奇，還有一點旁人不容易察覺的狡黠。
後來他又約了她兩次。
第一次她沒來，託人帶了話，說家裡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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