鍋是黑褐色的，沉甸甸的，薩日娜一隻手拎著鍋耳朵，另一隻手託著鍋底，走路的姿勢和朵蘭小時候記憶裡一樣，腰挺得直直的，步子不快不慢，像扛著一面旗。
裝修鋪面的那半個月，朵蘭每天早出晚歸。
她找了鎮上一個做裝修的老木匠來幹活，老頭姓劉，六十多歲，手很穩，量尺寸的時候不用捲尺，用一根繩子比劃，繩子上打了幾個結，每個結代表一個長度。
朵蘭看不懂他的繩子，但她信他，因為他說他年輕時在呼和浩特的劇院幹過舞臺佈景，那兒的活都是用繩子量的。
劉師傅一個人幹不了所有的活，朵蘭就給他打下手，遞木板、刷漆、擦地、搬磚。
她刷漆的時候薩日娜就在旁邊和水泥，水泥在鐵盆裡攪得嘩嘩響，灰白色的漿液濺到她袖口上，她也不在意，就那麼和著，和到稠了加水，稀了加灰，反反覆覆，直到稠稀剛好。
牆漆的顏色是朵蘭選的，一種很淡很淡的米黃色，劉師傅說這叫“麥色”，他年輕時給一個蒙古族歌手家裡刷過這個顏色，那個歌手說這個顏色像草原上熟了的麥子。
朵蘭沒在草原上見過熟了的麥子，但她喜歡這個說法，就選了它。
刷完底漆的那天下午，陽光從鋪面的玻璃門照進來，落在剛刷好的牆上，那層麥色在光裡變得溫潤起來，不刺眼，不寡淡，像一杯泡了第二遍的奶茶，顏色沉下去了，味道還在。
老物件是薩日娜從村裡一件一件搬回來的。
蒙古族掛毯，深棕色的底，上面織著金色的蒙古文，寫的是什麼朵蘭不認識，薩日娜說是“福”字的一種寫法，但朵蘭後來查了一下，發現那行字的意思是“水草豐美的地方”。
她沒跟薩日娜說，因為“水草豐美的地方”聽起來比“福”更合適。
掛毯掛在酒館正對著門的那面牆上，一進門就能看到，深棕色的底在麥色的牆上格外扎眼，像一道從草原深處切下來的截面。
還有一盞老式的馬燈，鐵皮做的，玻璃罩上落了一層灰，薩日娜用溼布擦了三遍才擦乾淨，擺在吧檯最顯眼的位置。
一個搪瓷茶盤，白色的底，藍色的邊，邊沿磕掉了好幾塊瓷，露出下面黑色的鐵皮，朵蘭覺得它有種破敗的美，也擺上了吧檯。
薩日娜從家裡搬了一趟又一趟，每次進門都抱著不同的東西，像一隻往窩裡叼樹枝的鳥。
酒館的名字她想了好幾天。
白天想，晚上想，躺在床上想，站在鋪面門口看著敕勒川大街上來來往往的行人想。
她想過“蘭舍”，覺得太像客棧；想過“朵蘭酒館”，覺得太直白；想過“薩日娜”，覺得那是母親的名字，不是她的。
最後她在一張紙上寫下“宸·蘭”兩個字，盯著看了一會兒，然後把紙折起來塞進口袋，沒給任何人看。
有人後來問過她“宸·蘭”是什麼意思，她說“宸”是房子的意思。那人只是點了點頭，說“房子和蘭蘭，挺好”。
朵蘭沒說那個“宸”是鹿宸的宸，她不是不想說，是說不出口。
那兩個字並排站在一起的時候，“宸”字筆畫多，密密的，像一座蓋了很多房間的房子；“蘭”字筆畫少，簡簡單單的，像一個人站在房子前面。
她在心裡把這個畫面翻來覆去看了很多遍，每看一遍都覺得鼻子酸一下，但眼淚始終沒掉下來。
她已經哭不出來了。
她把眼淚和那枚戒指一起壓在了行李箱的最底層，上面壓著衣服，壓著筆記本，壓著從京城帶回來的所有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