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他把這個剛剛發生的、無可辯駁的對比，轉向了身旁的奧巴馬。
“我的對手，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
麥凱恩的語氣裡甚至帶著一絲真誠的讚賞，“他剛才那番關於預算和赤字的話，說得非常漂亮，邏輯嚴密，我挑不出任何一個錯誤。”
“但是，在過去這三天裡，當我因為說了真話，而被千夫所指的時候，他在做什麼？”
麥凱恩的聲音沉了下來。
“他在等待。他在觀察民調。直到今天早上，英國和巴菲特都表了態之後，他才謹慎地、附加了一大堆條件地，站出來承認——‘或許，可以考慮注資’。”
“特蕾莎，你問我們，憑什麼相信我們來管理你的錢。”
麥凱恩的語氣無比沉重，“這不僅僅是一個關於賬本的問題。這是一個關於勇氣的問題。”
“管理這個國家的錢，管理這場危機，需要的不是一個只會在安全的時候、說著正確的話的會計師。”
“它需要的，是一個在最危險、最不確定的時刻，敢於告訴你真相、敢於替你做出艱難的決定、並且願意為此承擔一切罵名的人。”
麥凱恩最後說道：
“誰更值得信任？別聽我們今晚說的這些辯論。就看這過去的三天。”
奧巴馬臉上的表情，第一次出現了一絲極難察覺的凝滯。
麥凱恩沒有攻擊他的政策，甚至誇讚了他的聰明。
但那句“他在等待，他在觀察民調”，卻把他的“謹慎”重新定義成了“怯懦”。
辯論進行到下半場。
一位年輕的選民提出了一個更加宏大的問題。
“二戰以來，除了軍人和他們的家庭，美國的普通公眾，似乎從來沒有被真正要求過，為國家做出犧牲。
作為總統，你會要求每一個美國人，犧牲什麼，來幫助美國走出這場經濟困境，恢復我們的‘美國夢’？”
這一次，奧巴馬依然先回答。
他走向那位年輕人，神態沉穩，共情拉滿。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首先，我要向所有軍人和他們的家庭致敬，是他們，承擔了這個國家最沉重的犧牲。”
奧巴馬先定下了一個充滿敬意的基調。
“同時，我也承認，華盛頓現在這種寅吃卯糧的債務狀況，是不可持續的，我們必須有所改變。”
“但是，”
他話鋒一轉，展現出了他一貫的、極具親和力的公正姿態。
“當我們談論‘犧牲’的時候，我堅決反對，讓那些年薪只有三萬五千美元的教師、護士和消防員，去勒緊他們本就不寬裕的褲腰帶。”
“我主張‘共同承擔’。但這個負擔，絕不能被平均地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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