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年 11 月 20 日，白銀棉紡廠家屬院的小平房裡，終於再發命案。
死者羅曉燕，二十七歲，棉紡廠細紗車間的女工，獨居在廠區旁的平房裡。
同事也是見她連續兩天沒來上班，也沒請假，找到住處，敲不開門，報的警。
現場依舊是熟悉的手法：老式彈子鎖被撬開，死者頸部一刀致命，死後遭性侵，錢包裡的當月工資和一枚銀戒指不見了。
技術員第一時間提取了現場的生物檢材，當天就加急送往省廳實驗室。
三天後結果反饋：DNA 分型與此前系列案件完全同一。
這是白銀警方第一次在案發一週內，就精準確認併案。
相比九十年代靠痕跡、手法憑經驗判斷，偵查效率已經往前邁了一大步。
訊息傳開，整座城市的恐慌也跟著復燃了。
千禧年剛過，“殺人魔又出來了” 的說法傳得滿城風雨。棉紡廠的女工上下班必須由家人接送，廠區周邊的平房區家家戶戶連夜加固門鎖，不少人家甚至在門後頂上了衣櫃。
“專殺穿紅衣服的女人” 的傳言再次興起，街上穿紅衣的年輕女性肉眼可見地少了，理髮店剪短髮的隊伍排到了店門口。
市局立刻重啟大規模排查，只是這一次，排查的核心從指紋變成了血樣。
有了 DNA 技術，警方不再全員撒網，轉而針對重點人群採集血樣：全市有盜竊、搶劫、暴力傷害前科的男性，城鄉結合部的外來無業人員，各廠礦的單身男性職工，全部登記造冊，分批到居委會大院的臨時採血點取樣。
通知貼遍了各個片區的出租屋和工地，要求所有外來暫住人員按時間前去登記採血，缺一不可。
訊息傳到永豐街的時候，高承勇正在建材市場卸瓷磚。
一起幹活的工友隨口唸叨，說居委會貼了通知，所有外地來打工的都要去抽血，抽完血才能繼續在這兒幹活。
高承勇手裡的瓷磚 “咚” 地放在地上，心裡猛地一沉。
他沒吭聲，蹲下來接著幹活，可後背一陣陣發涼。
之前聽人說、從電視上看到的 “驗血抓人”，原來不是傳言，是真的。
他比誰都清楚，只要針扎一下，自己這點事就全兜不住了。
當天下午他就回了出租屋，什麼都沒多帶，只把房樑上藏的匕首、剩下的一點錢捲進鋪蓋裡，跟房東說老家有事，就立刻回了家。
就這樣，他像條滑溜溜的泥鰍，又從警方的撒下的網兜中溜了出去。
三個多月後，警方所有采集到的血樣全部比對完畢，無一匹配。
案子再次陷入僵局。
所有人都知道兇手就在這座城市的某個角落，有他獨一無二的 DNA 密碼，可茫茫人海，不知道他姓甚名誰、藏在何處，要找到他依舊是大海撈針。
就這樣又過了大半年，2001 年 5 月 22 日，五一街平房區再發一案。
死者張梅，三十歲，在街口開了家裁縫鋪，獨自守店。丈夫中午去給她送飯，推開門人已經倒在了地上。
作案手法、現場清理程度、劫財特徵，與之前的案子分毫不差。DNA 比對結果很快出來，還是同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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