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九月傍晚，鄭州南郊佛崗村。
收廢品的三輪車軋著坑窪的路面哐當哐當地騎過，下班的紡織廠女工三三兩兩往村裡走，身上和褲腳都沾著棉紗。
家家戶戶的煙囪飄出煤煙，混著熗鍋的蔥花味，裹在燥熱的風裡。
村子最東頭的一家小賣部門口，燈泡拉得很低，昏黃的光鋪在半袋水泥、幾捆啤酒和一排玻璃瓶裝的橘子汽水上面。
張書海正蹲在櫃檯後面的小馬紮上，就著燈泡的光算當天的賬。
他四十出頭，平頂山葉縣人，來鄭州快三年了。
他長得方臉，顴骨高，皮膚曬得黝黑，手指粗短，指縫裡嵌著洗不淨的水泥灰，那是他早些年幹裝修留下的。
當年他帶著兩個兒子在工地包活，去年工程賠了，欠下兩萬多塊外債，工人們堵著他家的門要工錢，他實在扛不住，才帶著老婆孩子躲到了鄭州，盤下了這間巴掌大的小賣部討生活。
說是小賣部，其實就是間臨路的小平房，前半截賣貨，後半截隔出來住人。
張書海老婆王秀芹在後面的煤球爐上熬玉米糝，兩個兒子張宏超、張宏濤剛從工地打零工回來，蹲在門檻上擦臉上的灰。
大兒子張宏超十九歲，隨父親，性子烈，膽子大，工地上跟人吵架，抄起磚頭就敢上。
二兒子張宏濤小兩歲，性子慢，話少，心細，算賬、點貨從來沒錯過。
就這樣，張書海一家在佛崗村住了快一年，鄰里老鄉都喊張書海 “老張”，都說他是個能人，腦子活，主意正，幹什麼都像模像樣。
村裡誰家蓋房拉個料、誰家出去找個活，都願意來找他打聽。
他也總是笑呵呵的，遞根五毛錢的許昌煙，話不多，卻總能給人出個主意。
但沒人知道他家裡也有本難唸的經。他的小賣部一天流水也就百八十塊，除去房租、進貨錢，剩不下幾個子。
外債壓在心頭，始終像塊石頭。大兒子快說媳婦了，二兒子也差不了幾年，樣樣都要錢。
他夜裡躺在硬板床上翻來覆去地想，靠這個小賣部，熬到死也熬不出頭。
所以他總在琢磨幹什麼來錢快。
張書海每週都要騎著二八腳踏車去市區進貨，必經一條叫淮河路的馬路。
淮河路上有家信用社，就在路邊。
灰牌子，玻璃門，每天下午四點多，張書海都能看到有穿著藍制服的信用社職員拎著加厚帆布款包，從門口走到停在路邊的白色金盃麵包車上 —— 那就是信用社的運鈔車，沒貼標識，也沒見穿制服的押運員，跟普通拉貨的麵包車沒兩樣。
第一次注意到的時候，他只是下意識地多看了兩眼。那帆布款包鼓鼓囊囊的，看起來一袋子就有好幾萬，抵他小賣部大半年的流水。
後來每次路過，他都忍不住要看。看得多了，心思就慢慢活了。
他觀察過，信用社不大，就兩個櫃檯，值班的多是女職員，保安也就一個半大老頭，手裡有根橡膠棍，但未必掄得動。
這信用社門口幾十米就是公交站，人來人往雜得很；旁邊連著成片的老居民區，巷子四通八達，往南繞兩個彎就能順回城中村的方向，連主路都不用走。
90 年代中期的鄭州，正是遍地機會也遍地漏洞的時候。
二七商圈的百貨大樓天天人擠人，街邊的銀行、信用社開得像雨後春筍，安保卻松得很——沒有防彈玻璃，沒有聯動報警，運鈔車就是普通的麵包車，連個武裝押運的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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