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團的其他成員也陸續跟上來，弗朗西斯·達爾文在前面帶路。
哈佛大學草坪上可見身著休閒便裝的哈佛男學生，估計是留校的本科生或研究生，他們三三兩兩交談、閱讀。
視線落處，皆是青年男性，猛然出現幾名女性行人，難免引來一道道打量的目光，低聲閒談順著風飄過來。
此時哈佛大學正式學籍、學位只對男性開放，課堂可以少量對女性旁聽，但屬於教授個人裁量，並非制度化對外開放。
也就是說女性旁聽不受學校支援，門檻極高，屬於小眾特例，絕非常規途徑。
一個男生用手肘輕輕捅了捅旁邊的同伴，低聲說了句什麼，同伴微微皺眉，沒有接話，只是繼續盯著這群英國人。
草坪另一側，幾個學生正圍著一位同樣在暑期留校的年長教授討論什麼。
其中一人最先注意到這群來訪者，話語戛然而止，然後其他人也順著他的目光轉過頭來。
那位教授倒是神態自若，只是推了推眼鏡，遠遠地朝弗朗西斯·達爾文的方向微微頷首。
但他身邊那幾個學生顯然沒有他那種處變不驚的修養，目光在幾位女士之間來回游移。
伊迪斯面不改色心不跳，外界的目光算什麼。
現在，該讓哈佛的同行看看孟德爾那篇被埋沒了的論文，以及它背後那些沉默而堅定的資料了。
此時英美學術界輿論場最火的當屬於達爾文引起的生物學論戰，加上斯賓塞根據物種進化提出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在這個年代可以說風靡英美，他用生物演化解釋社會競爭、貧富差距、國家發展，是跨大西洋最流行的社會理論——不過伊迪斯不太喜歡討論這個，對這套理論並不熱衷，她覺得社達主義忽略了人類獨有的道德、合作、社會組織，容易催生冷漠的精英主義和弱肉強食價值觀，甚至延伸出白人至上的種族主義，成為合理化貧富差距、殖民擴張、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思想工具。
所以這次交流雖然也有別的學科學者跟隨，但是訪問團重點仍然在生物演化、比較解剖學、古生物學（化石證據）、人類起源、動植物地理分佈等方面。
關於生物學方面的研討就持續了半個月，但伊迪斯這半個月在哈佛的交流確實意義非凡。
伊迪斯幾乎每天都在與不同的學者進行高強度的學術辯論。
孟德爾的遺傳因子理論對大多數美國生物學家來說既新奇又顛覆——他們習慣的是形態學和解剖學的宏觀觀察，而不是用數學機率去解釋生命現象。
這裡的學者雖然起初也抱有懷疑和審視，卻在真正看到資料推演後迅速轉為興奮，開始主動提問、重複驗證，甚至有幾位年輕的研究員在講座結束後就跑去植物園對照他們的豌豆實驗資料重新做了一遍統計分析。
整個交流過程中，伊迪斯能感受到美國學術界對孟德爾理論的接受度比英國更高，可能因為這裡的學術傳統相對更年輕，沒有那麼多陳舊的包袱。
伊迪斯也結識了幾名圈子內的學者，比如阿薩·格雷、瑪麗·特里特和露西·哈特。
阿薩·格雷先生是美國植物學第一人，哈佛博物學講席教授、哈佛植物園主任，達爾文在美國最重要的盟友。
他性格沉靜、嚴謹、待人謙和，沒有維多利亞時代學者普遍的傲慢，看重學識而非性別、出身，對待求知慾強的女性研究者十分寬容，不像哈佛其他教授排斥女性。
伊迪斯受邀進入了他的標本館和植物園，很是大飽眼福。
瑪麗·特里特是那種讓人肅然起敬的野外科學家，常年在沼澤和森林裡觀察食蟲植物和授粉昆蟲，她的實踐經驗和達爾文的理論洞察相得益彰，是達爾文先生在美國最重要的通訊人之一，與阿薩·格雷先生也有長年的學術往來。
露西·哈特是伊迪斯在參觀哈佛博物館的實驗室裡認識的。
她是一位古生物軟體動物研究者，跟隨丈夫在阿加西學派學習，研究海洋無脊椎動物。
她的實驗臺在博物館後側一間安靜的實驗室裡。
實驗室裡展示的那些精細的軟體動物標本和胚胎繪圖，則讓伊迪斯看到了這個時代女性在古生物學領域的精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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