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到底有多少家底。”
蘇晴問完，手仍壓在六十八萬四千元的預算上。林晨把檔案袋推開，第一次不用夠用兩個字擋住問題。
“遠超過這份預算。”他說，“也遠超過青山的股權和我這兩年表現出來的數。”
“多少。”
林晨沉默幾秒，把檔案袋從兩個人中間移開。這個答案牽著被裁、系統和資金到賬，單報一個數字，只會留下更大的空白。
“給我兩天，我把經過和能證明的材料都準備好。”
蘇晴的手從預算上收了回去。
“又是以後再說。”
“兩天後，晚上八點，在我家。時間現在定。”
“為什麼今天不能說。”
“因為數字聽上去很難相信。”林晨說，“我要把錢怎麼來的、現在是什麼狀態一起講清。你可以當面看材料，不用只信我一句話。”
蘇晴站起身，走到葡萄架邊。院裡父母都在屋裡，收音機聲音不大。她壓低聲音，把問題接著往下問。
“林晨，我們確認關係七八個月了。”
“我記得。”
“你修院子會問我以後需不需要一間房，談家裡會把我算進去。可真到會影響兩個人以後怎麼生活的事，你到今天才說自己還有很大一部分沒告訴我。”
“這筆錢一直由我個人持有，與青山賬目分開，也從未讓你承擔責任。”
“責任只是其中一部分。”蘇晴說，“住哪裡，父母怎麼照顧，以後結不結婚，工作要不要調整，這些決定都跟家底有關。你明明有更多選擇，我卻一直按你表現出來的情況判斷。”
她舉了最直接的例子。林晨幾次問她鎮裡的工作累不累，她都按兩個人目前的收入、父母需要和青山狀況回答。即使知道真實家底後仍會選擇繼續工作，那也該由她在完整資訊下作決定。
河灣院子同樣如此。蘇晴以為六十八萬已經是一筆需要認真安排的大支出，所以每刪一個專案，都把林晨的承受能力算在裡面。若這筆錢對他只佔很小一部分，她刪專案的理由可以是需求和邊界，沒必要夾著替他省錢的判斷。
“結果可能一樣，過程不一樣。”她說，“我繼續上班，院子也照舊只修必要部分。可我要清楚自己是在選擇，不是在替一個並不存在的經濟壓力讓步。”
她把六十八萬預算留在桌上，話題落到兩個人已經開始討論的共同生活。林晨把她放進未來，卻仍將最重要的事實擋在外面。
“你可以對村裡保密，也可以不讓記者知道。”她繼續說，“可你不能一邊說我是家裡人，一邊讓我跟外人知道得差不多。”
林晨回答，父母也不知道完整數字。蘇晴隨即指出，父母這一代習慣把錢交給孩子安排，也不參與兩個人的住房和婚姻判斷。她所處的位置不同，不能用所有人都不知情來抹平。
“我不會逼你今天告訴林叔和李姨。”她說，“他們什麼時候知道，可以以後一起談。可你把我放進未來，就得給我足夠的資訊。否則共同商量只剩表面。”
這句話比金額追問更直接。
林晨過去把不公開當成一條完整邊界。父母不知道，親戚不知道，蘇晴也不知道，誰都不例外。這樣最省解釋，也最容易守住清靜。
關係走到今天，所有人都擋在外面的做法已經不再公平。蘇晴承擔過青山的事，面對過記者，也參與父母和院子的安排，卻連做判斷需要的事實都拿不到。
林晨回想兩個人這幾個月談過的事，蘇晴每次都在給出明確意見。他卻把最大的一項事實留在身後，只用她無需承擔風險安慰自己。如今看來，風險與選擇從來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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