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抬起手，制止了高育良的插話：“你說一個一個看是正確思路，我說一個一個看恰恰是看不見問題的思路。
單個事件有單個事件的理由，可一百個單個事件放在一起，如果分佈嚴重偏向同一群體，那這個分佈本身就是問題。
這就好比一個人每次考試都考第一，你說他聰明；
可如果全校一千個學生，有三百個都姓高，每次考試前十名裡八個姓高，你還能說這只是巧合？”
高育良的臉色沉了沉：“你這個比方打得不倫不類，學校和學生是自然分佈，幹部選拔是組織行為，兩碼事。”
“好，那咱們說組織行為。”沈如晦立刻順著他的話往下走，一點喘息的空檔都不留。
“組織行為講的是程序正義，程序正義的核心是什麼？
是機會公平。
什麼叫機會公平？
同一個崗位，漢大畢業的幹部和非漢大畢業的幹部，競爭的條件是不是對等的？
考察的標準是不是統一的？評價的尺子是不是同一把？”
“當然統一。”高育良答得乾脆。
“那為什麼結果這麼不統一？”沈如晦追問，語速快得像連珠炮。
“如果標準統一、機會對等，為什麼決策層的崗位漢大畢業生佔了七八成？
只有兩種可能——要麼是非漢大畢業的幹部本身素質差，競爭中比不過；
要麼是競爭過程有結構性偏差，非漢大畢業的幹部在某個環節被篩掉了。
你說第一種，那請拿出非漢大畢業幹部整體素質低於漢大畢業幹部的證據；
你說第二種，那這個結構性偏差是什麼、在哪裡、誰造成的，你得說清楚。”
高育良沉默了三秒鐘。
這三秒鐘在省委常委會上不算短，足夠在座所有人把剛才那番話的鋒利程度掂量一遍。
他開口的時候，語氣比剛才慢了些，措辭也謹慎了不少：“如晦同志，你這個‘結構性偏差’的說法，我不同意。
什麼叫結構性偏差？你意思是漢大畢業的幹部被系統性地優待了？
這個指控很重，你得拿出證據來。
你拿不出來，那就是憑空推測。”
“我拿不出每一次提拔的‘證據’，但我拿得出分佈。”沈如晦的聲音穩得像秤砣。
“育良同志，有些東西不需要拿到每一次提拔的內部會議記錄，分佈本身就是證據。
你讓統計局做一個漢東政法系統廳處級幹部的畢業院校分佈，把這個分佈跟全省幹部總數的畢業院校分佈放在一起比，偏離度有多大，一算就清楚。
如果偏離度在兩個標準差之外，那就不是隨機波動，那就得有解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