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給解釋，我就信；你
給不出來，那這個分佈就擺在那兒，誰看都一樣。”
韓景和在這時候插了進來，語氣比剛才硬了幾分：“如晦同志，你拿統計學來說事，可統計這個東西，樣本選得不對，結論就是歪的。
漢大政法系是全省政法人才的搖籃，這個搖籃幾十年來培養了全省政法系統大半的骨幹，你把搖籃裡出來的人放在一起看，當然比例高。
這個比例高是因為搖籃本身產量大，不是因為搖籃裡的人互相提攜。”
“景和同志，‘搖籃產量大’這個解釋，我早就料到了。”沈如晦偏頭看他。
“可搖籃產量大隻能解釋為什麼漢大畢業生在政法系統的基數大，解釋不了為什麼決策層的佔比比基數佔比還高。
如果漢大畢業生佔政法系統總人數的五成，決策層佔七成，那超出的兩成怎麼解釋？
如果總人數佔六成，決策層佔八成，超出的兩成又怎麼解釋？
產量只能解釋基數，解釋不了超額。
超額的部分，才是需要解釋的東西。”
韓景和被這個“基數與超額”的區分卡了一下，隨即換了角度：“你這個超額的說法，預設了一個‘應該按比例分配’的前提。
可幹部選拔不是分蛋糕，不是按畢業院校比例來配的。
誰能力強誰上，能力跟畢業院校沒有必然對應關係，所以比例上有偏差是正常的。”
“好，你承認比例有偏差。”沈如晦立刻抓住這句話。
“那偏差到什麼程度算正常，到什麼程度算不正常？有沒有一個線？
如果沒有線，那偏差再大也是‘正常’；
如果有線，那這條線是誰劃的、依據是什麼？
景和同志，你剛才說‘比例上有偏差是正常的’，這句話本身就是一個需要論證的判斷，不是公理。”
韓景和這下被問住了。他本來只是隨口一說，想把這個話題往“能力決定一切”的方向帶，結果被沈如晦抓住“偏差的正常範圍”這個尾巴，反倒把自己繞進去了。
高育良在這時候把話接了過去，他知道韓景和頂不住沈如晦這種一層一層剝筍的辯法，再讓韓景和說下去，只會越說越被動：“如晦同志，你今天這個辯法，我聽了半天，聽出一點門道——你把所有問題都歸結為‘結構’，把所有個體選擇都歸結為‘系統偏差’。
這種思路在學術上有個名字，叫結構主義。
結構主義的問題在於，它看不見人，只看見結構。
它不承認個人的判斷、個人的品德、個人的能力，它只承認結構的壓力。
你把漢東政法系統看成一個結構，把裡面所有人的選擇都看成結構決定的，那這個系統裡的人就沒有任何自由意志了，他們提拔誰、不提拔誰，全是被結構推著走的。這個看法，我不同意。”
沈如晦聽完這話，沒有立刻反駁，反而笑了一聲。高育良這番話講得確實漂亮，到底是教了二十年書的人，一開口就能把對手的論點塞進一個“主義”裡，然後用批這個“主義”的方式來批對手。
這是學術辯論裡的高階打法——先給你的觀點貼個標籤，再批這個標籤，批完了就好像把你的觀點也批倒了。
可這一套在常委會上不好使，因為常委會不是學術研討會，在座的人不關心你批的是結構主義還是解構主義，他們關心的是漢東的幹部提拔到底有沒有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