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張書海的正式踩點，從這個月開始了。
每天下午三點半，他準會推著那輛二八腳踏車出門，車把上掛著皺巴巴的編織袋，裝作去德化街批發市場進貨。
路線是固定的：從佛崗村出來，沿京廣南路往北，拐進淮河路，慢悠悠騎到信用社對面的公交站邊上，把車往樹底下一靠，人蹲在站牌後面，或是踱到巷口的修鞋攤旁，裝作歇腳抽菸，眼睛卻只拿餘光往信用社門口掃。
這一蹲，就是一個多鐘頭。
他不急於動手。早在決定拉兒子們幹這票之前，他就認準一個理：搶劫這種事，快不得，越急越容易栽。得把所有底細摸得門兒清，把每一步都算到骨頭裡，才能動。
從這一點來說，所有能成為這種型別的悍匪都是有共通點的，包括前面的張君、周克華，無不在行動前謹慎萬分。
整整半個月，張書海把這家信用社的作息摸得一清二楚。
每天下午四點整，櫃員開始清點當日歸集的存款；四點十五分左右，運鈔車才會過來接款。
四點到四點二十這十分鐘，是櫃檯現金最多、人最鬆懈的口子。
他特意挑了每週三，因為周邊幾家國營紡織廠、機械廠都是這天發工資，附近個體戶也多半這天來存營業款，櫃檯上的現金量比平日能多出一倍還多。
保安是個五十多歲的老頭，每天四點零五分準時起身繞營業廳走一圈，手裡拎根橡膠輥，走得慢，動作也遲緩。
櫃檯裡兩個女櫃員，一個負責存錢，一個負責算賬，看起來都沒經過什麼防暴訓練。
周邊的三條巷子，他也走了不下十遍。哪條巷能通到永安街，哪條巷有公共廁所可以藏身，哪條巷出口對著菜市場人多眼雜，他都在心裡標得清清楚楚。
作案後父子三個人分三條路走，各走各的巷子，繞回城中村的方向，絕不結伴，絕不走同一條路。
工具也是一點點備齊的。他託老家葉縣的堂弟，從鄉下鐵匠鋪捎來一把鋸短了槍管的自制獵槍，黑胡桃木的槍托，槍管鋸得只剩不到二十公分，剛好能藏進大衣內側。
槍裡裝黑火藥和鐵砂，近距離打出去能崩爛半面牆，威懾人足夠，真要打死人也不至於——他從一開始就打定主意，要財不要命，出了人命，警察就會跟瘋了一樣追，反倒麻煩。
除此之外，還有三頂用黑布自己縫的頭套，只露兩個眼睛一個嘴；三副粗線勞保手套，都是工地常用的那種，隨處能買到，查不出源頭；一把平口改錐，用來撬抽屜鎖；三輛二八腳踏車，提前一天分別藏在三條不同巷口的雜物堆後面，用破麻袋蓋著。
每天晚上關了店門，他就拉著兩個兒子在裡屋的小隔間裡模擬流程。
怎麼進門，怎麼站位，怎麼控制人，怎麼拿錢，怎麼撤，全程不許說話，全靠手勢。
張宏超性子急，總想著快點衝進去，被他罵了兩回：“急什麼？進去先掃一眼全場，確定沒有能反抗的人再動手。
慌慌張張的，留下線索怎麼辦？”
張宏濤話少，模擬的時候總記著關門、擦櫃檯這些細節，張書海反倒誇他細心：“宏濤這點好，幹這種事，細心才能活得久。”
十二月十日，行動前一天。
白天小賣部照常營業，張書海跟沒事人一樣，坐在櫃檯後面抽菸，跟來買醬油的老鄉嘮了半天下麥的行情，中午還幫隔壁修鞋的老李修了修腳踏車的車鏈。
誰也看不出，這個平日裡熱心能幹的老張，心裡正盤算著第二天的搶劫。
晚上關了店門，王秀芹在煤球爐上煮了一鍋雞蛋麵，給父子仨一人盛了一大碗。她沒問他們要去幹什麼，這些天張書海天天早出晚歸，夜裡跟兒子們在隔間裡嘀嘀咕咕，她隱約猜到了幾分要有什麼重要的事發生。可她是個農村婦女，一輩子聽男人的，男人不說，她就不敢問。
把面端到桌上的時候，她才小聲說了句：“你們，都…… 小心點。”
張書海嗯了一聲，埋頭挑起麵條吃，沒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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